『人像』

新周刊 | 快递员:电商时代“最熟悉的陌生人”

他们每天走街串巷,签单派件。
他们穿过风又略过雨,给你发短信又给你打电话。
他们是“文能短信对诗,武能夺刀救人”的都市里“最熟悉的陌生人”。
他们给你发短信,给你打电话,只为与你匆匆一面后的又一次出发,虽然他们会在一次与你的邂逅后,稍显违和式地来一句“亲,麻烦给个五星好评”。

他们是被称为当代“镖师”的快递员,他们负责让你在虚拟世界里的消费图景变为现实。他们也是和你关系最稳定的日常伙伴。

在一个全民狂欢的电商时代,他们和互联网、电子商务彼此支撑,也彼此成就。

这是一个“物流业改变中国,快递员重塑生活”的时代。据统计,中国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一快递大国,快递业正进入“1天1亿”的时代,而撑起这个数字的则是日益火爆的物流业。有人曾说,物流业就像是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它的发展与走势,能影响并间接决定整个国家的经济走势。

根据《2018快递员群体洞察报告》(下简称《报告》),2015年至今,中国快递员数量保持平均每年50%的增速,截止到2018年6月,总数量已经突破300万;全国盛产快递员的大省包括江苏、广东、安徽、河北、山东、河南,均为人口大省;80后是快递员大军的主力,90后紧随其后且占比提升显著,呈现年轻化的趋势。

来看看北京某快递公司员工陈乐在2018年7月某个上午的工作状态:早上六点准点起床,早餐后来到公司,等待分拣包裹完毕,然后把自己今天的任务量——90个包裹放在电动三轮车上,八点准时开始快递配送。当天北京暴雨,陈乐不得不换上公司统一配备的雨衣雨裤。

装备完毕,陈乐开始了在二环胡同里的快递派送。一个上午,他共派送出33个快递,拨通的 3户电话无法接通,2户没人接,1户说不方便接收。在已签收的27户中,有10人抱怨他“今天怎么送货速度这么慢”,5人表示由于下雨天派件,“事后会考虑打个好评”,3人在签收快递后,让他代扔了垃圾和废弃物,2人找他聊了半天“外省寄件的运费和时间问题”,还有1人对他因为雨衣滴水而弄湿快递文件的行为感到不满,“他告诉我,文件里有重要材料,要是弄湿了怎么办?”陈乐说。对方最后扔了一句话:“我会投诉你们公司的。”
用陈乐自己的说法,快递江湖虽则秩序简单,但其实每个个体所承担的压力并不小。

根据《报告》的调查结果,54%的快递小哥工作会超过8小时,通过更多的送件,来提高工资收入;以当日达、次日达为标准的时效产品已经覆盖全国大部分城市和地区,快递员成为包裹最后一公里投递时效的关键;新零售时代,快递员上门的比例达到了94.2%,较去年同期上升了3.7%,逐渐成为小区生态的基层力量。

如今已年过三十的陈乐并不奢求在北京买房。“一个月哪怕是赚个三四万,在北京也买不起房,更何况普通快递员的月薪并不算高,只有拼命派件,你才有可能拿到单月破万的工资。”

根据《报告》的调查结果,居民社区、写字楼、高校、商圈是快递员最密集的场所。如果按照社区单位来衡量,万人的大型社区一般配备20名快递员。

“按城市分,北上广深的快递员如果拼命派件,确实可以做到像网上盛传的那样’月薪过万’,但那些小城市的快递员就达不到这个标准。”陈乐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曾公开谈起过快递员的工资:“中国快递员的工资在2017年的时薪大概是4美元,美国同行则是13美元,中国制造业蓝领的时薪是3美元,美国同行则是35美元,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快递员的工资甚至比蓝领工资还要高一点,而美国同行快递员工资比蓝领低得多。”

每天晚上九点,是快递员难得的清闲时间。经过一天的派件和送货后,陈乐会打开微信,点开那个同行组建的“快递&镖师”微信群,看看其他人这一天的“战果”如何,哪些人超额完工,哪些又在送货上门的过程中受了委屈。“就吐槽呗,群魔乱舞的感觉,聊一个来小时就洗澡睡觉,第二天还得继续派件嘛不是。”

这当然是一份靠体力吃饭的工作,但包括陈乐在内的不少快递员却乐在其中。“很多时候,你能看见这个社会里每个人、每个家庭最真实的一面。”

比如在快递服务过程中权重很大的“用户反馈”,就能体现出当代社会都市人对快递员服务的不同态度和评价。陈乐表示,自己能感觉到自己对这些家庭里每个人的重要性,“有时候我会想,我开车的技术、上楼的速度和敲门的轻重缓急,可能都能决定用户收货后这一整天的心情。”

根据国家邮政局公布的数据,2007到2017年的十年间,全国快递业务量增长了33.4倍,年均增长达到42%。《报告》显示,2018一季度快递支撑网络零售额接近1.5万亿元人民币,快递业务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2‰,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直接贡献率为1%。

如果说物流业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那么身处这个庞大行业中的快递员,则是左右你我他日常生活的永不止步的“跑步送货机”。苏宁物流常务副总裁姚凯对此表示,这个时代电商和智慧零售的繁荣与兴盛,离不开幕后那些默默付出且不断在路上奔跑着的快递员。

“永远在路上”的快递员们,也在2017年8月28日,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当天,苏宁宣布将8月28日设为中国快递员节。而2018年的8月28日,全国的快递员们将迎来第二届“中国快递员节”。据悉,第二届快递员节将继续进行优秀快递员评选、带薪休假等福利,同时还会开展“快乐领巾”、职业晋升培训等新增主题活动。

“中国有300万快递员,他们是电商背后最大的功臣。10万名快递员是苏宁的一份子,我们也欢迎所有快递员加盟进来。” 苏宁易购总裁侯恩龙说。

人民日报评论 | 力克北大才子,外卖哥怎样成为诗词帝?

外卖小哥与诗词达人,看似不搭界的两张标签,意外地集于一身。前不久,外卖小哥雷海为一路披荆斩棘,力克北大才子,获得《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总冠军。他的对手这样评价他: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就像《天龙八部》里的扫地僧。

其实,雷海为最喜欢的武侠人物是令狐冲。十几年前,因为看了金庸的《侠客行》,“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把他领进古代文学的江湖。为了感受古人的情感和意境,为了让波澜不惊的生活不再乏味,雷海为在工作之余不断读诗、背诗。打工持续了多少年,诗词就陪伴了他多少年。决赛播出的当天他依然穿梭于杭州的巷陌之中,诗词似乎没能改变他的生活和命运,那么诗词之于雷海为有什么用呢?

由诗词,与千古圣贤神交。与友人告别,李太白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的深情浮现眼前;曲终人散,更能理解杜工部观剑舞毕“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的人生况味。在类似的场景想起相关的诗句,与作者的心律产生共鸣,在时移世易中理解历史、理解生命。

由诗词,让生活节奏沉静。答题沉着,泰然自若,雷海为给很多观众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十几年里,他做过电话销售、马路推销、服务员、洗车工,也辗转了几座城市,在变动不居的生活中,诗词是唯一的不变。“腹有诗书气自华”,面对日晒雨淋、川行不息,仍能保持一份淡定和宁静,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色处见繁花,是诗词给他带来的不凡。

由诗词,坚定前行的脚步。华翰辞章,并不应该变成“躲在小楼成一统”的避世寄托。当雷海为在书店里默默背诗,当他利用送餐间隔的碎片时间读书,当他承受着生活的奔波与辛苦,他没有自怨自艾,也没有迁怒贰过,赛场上那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成了他自信人生的定场诗。正如主持人董卿所说:他是一位生活的强者。

真正的诗意,不应该只是赌书泼茶、莳花弄草般的闲情逸致,不应该只是夜深人静点上香薰、聆听音乐的优雅轻奢,相反,纵使困顿,也不忘内心的纯洁高贵,才是真正的诗意。其实,当我们问诗词之“用”时,就已经陷入了功利的计较。左宗棠平生爱看“无用书”,下“无用功”,这些“无用”的种子,或许有一天会开成有“大用”的花。古人说,“功夫在诗外”,意思是学习作诗,要关心诗外的天地;而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功夫在事外”,莫让眼前的苟且捆绑住视野。

吟诗作对不分职业,对美的欣赏更没有畛域。往次诗词大会,学霸型选手各领风骚,而在本次大会中,基层文艺工作者陈珏如、带犬民警夏鸿鹏等非科班出身的选手大放异彩,让这档栏目的意义更加深刻。如果说网红诗人余秀华和罗江诗歌节的农民诗社展示了普通人写诗抒怀的冲动,那么雷海为、夏鸿鹏则代表了诵诗修心的努力。对诗歌的偏好、对美的评判因人而异,但对美的追求确是人同此心。所以,诗词不应是少数学界精英的专利,更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只有每个普通人口口相传,才能让“地气”激活“文气”,让“文气”凝聚“人气”。

谈起未来,雷海为打算回乡搞养殖。这让不少人觉得惋惜,毕竟这与诗词相去甚远。其实,无论是清华博士说相声,还是保安当律师,这类新闻频频引起热议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职业选择与社会期待的差异。与古代社会士农工商各安其位不同,当下,成功的标准不再唯一,多元择业不仅是一种自由,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保安也有状元,农民也有才子,高学历、高知识与低门槛行业并不相斥。相反,正如北大毕业生卖猪肉卖出了“北大范儿”,胸中的笔墨才情终究能让普通工作不同凡响。对于雷海为而言,无论继续外卖,还是转型创业,只要心中有诗,自能保持精神的高贵。

身在井隅,心向星光。眼里有诗,自在远方。

『求思』

新周刊 | 我们距离安全骑行,还差一张骑行证

行走在今天的社会,我们需要持有各式各样的证件,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和能力,但独独忘记了对“安全”这一出行时最重要的前提进行考核。

自行车,承载无数中国人的记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一个家庭的必备品。随着共享单车出现在大街小巷,回忆里的“自行车王国”又复活了。但是大街小巷穿行的单车,把骑车出行拉回国人生活的同时,也带回了种种不文明的骑行习惯。随着骑车出行的频率越来越高,怎样安全地骑车也急需得到我们的重视。

当中国人一边感慨自行车的便利、健康、绿色时,一边也应该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一张骑行证吗?

中国共享单车骑行白皮书

2017年3月26日,上海天潼路,一位11岁的男孩骑共享单车与一辆客车相撞,倒地后被卷入车底,经抢救无效后身亡。

2017年4月,北京一青年在朝阳区京密路附近骑行一辆共享单车违反交通法规,致使另一骑车人连人带车倒地后被一辆驶来的客车碾压,当场死亡。

2017年5月25日,天津一10岁男童在骑共享单车时摔倒,刹车手柄插入大腿,消防官兵进行破拆切割后,男童被送医救治。

今年春节期间,深圳一家骨科医院收治了一位2岁多小患儿。孩子妈妈骑共享单车时将其放至前车篮内,一时大意把孩子摔到地上,导致右胫腓骨骨折。

在网络上搜索共享单车事故,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根据相关统计,仅在过去的2017年里,深圳全市涉共享单车交通违法就达129987宗,致死的事故达到12起。共享单车进入机动车道行驶是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12起事故中有11起与此有关,横穿斜穿机动车道和逆行分别有3起和2起。

这还只是深圳一个城市的数据,事实上,从共享单车诞生到如今,因危险骑行而导致的事故从未消失过。人们习惯于把矛头指向共享单车运营方,但事故背后的原因,远不是那么简单。

比如国家规定,十二周岁以下的儿童不许骑车,但是骑着共享单车在街头穿梭的儿童并不少见,甚至有的父母还帮他们开锁。再比如单车公司一再提醒,车篮只能放杂物,不得坐人,但仍有很多大胆的家长把孩子放进车篮。 红绿灯要遵守,骑车要靠右行,不得侵占机动车道,不得单手骑行……我们有着相对完善的骑行规则,但总是有抱着侥幸心理的违规者,最终酿成苦果。

另外,在不文明的骑行习惯之外,损坏的共享单车得不到及时维修,相关部门一方面鼓励骑车出行,一方面却没有设置足够的自行车道,这些都可能增加骑车出行的风险。

骑车需要持证上路吗?

今天一些人在共享单车上的种种“不文明表演”,绝不是前无古人的“创新”,而更像是一种历史的复现。可以说在自行车传入中国的一百年里,危险骑行一直都因难以杜绝而备受关注。

民国时著名作家萧乾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脚踏车的哲学》,列举当时各类奇葩的骑车表现。电报局的科员跨上脚踏车后,“他知道警章(交规)是给弱者定的,巡警用木棍指挥他,他会连木棍一起撞掉,连七十岁老太婆的命都悬在他车轮下……”读起来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

建国初期,相声大师侯宝林也有一段相声《夜行记》,讽刺了一些不文明骑车的人。他们不听警察指挥,不遵守交通规则,不安装车灯也不安装车铃,甚至不把刹车修好就敢上路,最后只好“连人带车掉进沟里”。

在展现七十年代大院子弟生活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青春期的初中高中生们,也喜欢用单手骑车或者双手松开的“大撒把”来展现自己的勇敢,这一危险行为至今还有很多人效仿。

不过,在漫长的“前共享单车”时代,中国人的骑行生涯也并非全是一团混乱。在一些历史时期,很多地方为了方便管理,规范交通秩序,曾经出台过“骑行证”的政策:骑行者需要获得资格,才能够骑车上路,在路上骑车的人要随身携带自行车“驾照”,一旦被交警查获没有带骑行证,就要面临处罚。

今天的社会,各种共享交通工具——如共享单车、共享电动甚至共享平衡车——越来越多,人们骑车上路也成为一件越来越方便的事情。随着门槛降低,路面的混乱程度也在加重。我们能否牺牲掉一部分便利性,用骑行证来保证自身的骑行安全呢?

自行车驾考,你猜要考什么项目?

设立骑行证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要限制骑车出行,而是要通过规范骑行,来让安全的观念深入人心。如果一个个危及生命安全的事故案例都不能打动我们,还有什么能够打动我们呢?

如果你还觉得一纸证件会限制自己骑车的自由,那么不妨想一想,在每天通行的街道上,你都见过哪些让你心惊的危险骑车方式。

就拿骑车戴耳机来说,在各种电影、广告片里,一边骑车一边戴耳机听歌都是司空见惯的剧情设置,但这也在向公众灌输一个错误观念:骑车戴耳机没毛病。事实上,当耳机里的音乐遮盖掉大部分听觉时,路面的危险程度就会陡然增加,一切预警的鸣笛、车声、呼喊、警告都失去作用。我们常说上马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跨上自行车前,千万别忘了把耳机装进口袋。

类似的骑行规则,如果被一一列入骑行证的考核项目,应该能增加这张证的分量,并且切实发挥规范路面规则的作用。

每一个共享单车的骑行者,在使用服务之前,固然追求的是迅捷和便利,但想必没有人会真的不在乎安全。真正的安全骑行,应该是运营者与用户双方的信任:前者相信广大使用者有保护属于公共资源的共享单车、并按规则上路的素质,后者也充分拥有这种自觉。

如今,共享单车的押金问题一再成为舆论的焦点,如果能够免去押金,双方达成一种相互的信任,也许是共享单车行业值得探索的新模式。这一点,倡导安全骑行的青桔单车是支持者,也是践行者。

既然我们在互联网时代享受了一种新的出行方式,那么在坐上共享单车的时候,也应该自觉地成为公共交通的参与者和维护者。把握生活的方向,把握交通的安全,先从把握好手中的车把开始。

如果现实中的骑行证还没来,我们至少应该在心里考一张骑行证,时刻提醒自己安全骑车。哪种危险行为最让你深恶痛绝?你支持骑行证回归吗?

『世相』

新周刊 | 你们改的地名,配不起我的城市!

少小离家老大回,如果家乡的名字都被改得面目全非,那还是记忆中魂牵梦绕的故土吗?

2013年,湖北青年葛宇路刚来北京,住在城中村。行走在京城各处,打开地图软件,遇到无名的小路,这个热爱行为艺术的年轻人就把自己打印的路牌贴在那里。

有一天,葛宇路的一个朋友叫外卖,把手机地图放大又放大,忽然发现“葛宇路”三个字赫然其上。这是葛宇路的名字,也是葛宇路给这条小街道起的名字。

被地图软件收录进去,葛宇路对“葛宇路”也认真起来。他专门做了一块写有“葛宇路”的路牌,和正规路牌的外形尺寸一模一样,然后和朋友一起把牌子有模有样地竖在路边。

这时候他并不知道,这条四百多米长的小路,早在2005年就被命名为“百子湾南一路”。当然,管理部门也不知道,有个年轻人悄悄地给这条街道来了一回二次命名。

后来,葛宇路上了中央美术学院,2017年,《葛宇路》被他作为自己的毕业作品,一篇《如何在北京拥有一条以自己命名的路》文字也在网上流传。很快,印有“葛宇路”的牌子被清除了,“百子湾南一路”的路牌竖了起来。

风波之后,葛宇路对媒体说,有时在北京他看着那些亮灯的人家,会幻想有一间属于自己,他的行为是希望人们对于地域和个体身份有更多思考。这次事件引来了公众对于地名变更的一场讨论,不过,类似的讨论,这不是第一次,更不是最后一次。

赋予一块土地以名字,相应地,这个名字也成为人们归属感的具象化存在。每一次修改地名,无疑都在稀释这种归属感。2010年,千年历史的北京宣武区被划入西城区,这也才有了后来电影《老炮儿》里那句对白:“六爷,没宣武区了。”留下镜头里的角色们对着胡同发呆。

在什么情况下应该修改地名?又该由谁来以何种方式改名?这么多年,中国人看惯了五花八门的改名,但还是没怎么想清楚这个问题。

套路一 从土气到洋气:没人要的名字,我拿走了

在郭敬明的大作《爵迹》里,既有天束幽花、鬼山莲泉这样带点东方风味,却又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角色,也有特蕾娅、漆拉这样满满西式风情的名字。如果地名也如法炮制,将土里土气的旧称变成带点翻译腔的新名字,仿佛整个城市都在一夜之间洋气起来。

其中的典型要数香格里拉。

上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人詹姆斯•希尔顿在长篇小说《失去的地平线》中,描绘了一个东方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但这位作家万万没想到,许多年后,中国的几个地方会因为这个小说里的名字展开一场争夺。

最终,在1997年,云南中甸县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香格里拉就在迪庆。之后的2002年,正式举行了更名庆典,中甸县改叫香格里拉。

与之类似的还有湖北仙桃。当初,上千年历史的沔(mian,三声)阳县,摇身一变成了仙桃市。原先的名字生僻,新的名字好听又好记,可直到如今还有很多人搞不清楚:一个不产桃子的地方,怎么就被叫做仙桃了呢?是谁定下这个名字的呢?

看上去改得更好听、更洋气的名字,更像是无根之木,很多时候没法得到所有人发自内心的认同。

套路二 拼历史:越老的名字,就越是好名字

复旦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葛剑雄曾在一篇题为《更改地名之忧》的文章中批评道:“有的地方一味复古,非要采用最早的地名,以显示本地的历史悠久,却不顾这个地名与今天行政区划间的明显差异,实际影响了对当地历史的正确理解。”

2010年,原襄樊市终于完成了它更名襄阳的夙愿。

满打满算,襄樊的名字只用了六十年,和襄阳二字的历史文化积淀相比,似乎微不足道。时任襄阳市委书记唐良智表示,襄樊更名为襄阳,是尊重历史、传承文化、顺乎民意之举。但地名不是说变就变,这次更名的代价,着实不小。

在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襄樊改名襄阳,襄阳区改名襄州区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修改。从世界地图到区域地图的改版重印,市、县、区、乡、镇各级单位的公章变更,路标、牌匾还有户籍、证件的调整,据媒体事后估算,这个过程产生的成本可能上亿元。

很快,火车站候车大楼上原本矗立着的“襄樊”两个大字,也变成了“襄阳”。过去的名字还要一段时间才被遗忘,新的名字还需要人们慢慢适应。恢复了更具历史气息的襄阳,是不是就能重现往昔的繁盛呢?时间会给我们答案。倒是这么多年过去,还是总有外地人一不小心把襄阳叫成襄樊。

后来,有网民趁热打铁,呼吁把湖北省的简称“鄂”改回更有底蕴的“楚”,没有得到太多响应。理智的人都明白,单单是把全省境内车牌上的“鄂”换成“楚”,就不知道要付出多高的代价。

套路三 蹭热点:什么出名,我们就叫什么

今年五月,安徽宣城主城区四条道路,准备以本地盛产的文房四宝命名,引起很大争议。

在更名公示里,当地政府给出的四个名字分别是宣笔大道、墨香大道、宣纸大道和宣砚大道。通俗,直白,极富冲击力,宣传本地名产的热情一览无余。

不过很多市民并不买账,他们坚持认为原本的宝城路、薰化路、响山路更有韵味,比这些浅白近乎于广告语的新名字好得多。当地政府宣传本地文房四宝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直接把“笔墨纸砚”四个字嵌入名字的方式,实在是太简单粗暴了。

本地有什么名胜、名人、名品,发生过什么著名事件,只要是能提升知名度的,统统可以用来改名。

比如湖北的黄冈和咸宁就争夺过古赤壁的归属权,两市还为此组织专家论证。最终在上世纪末,咸宁市下辖的蒲圻更名赤壁,这场争论才算结束。

更为人所知的改名是安徽徽州为了突出旅游特色,把名字变成了黄山。三十年前,地级黄山市正式成立,《牡丹亭》的作者、明代文学家汤显祖的那句“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一时没了着落。

后来,改回“徽州”去的呼声不绝于耳。《人民日报》还曾写道:“像‘徽州’这样重要的历史地名,不妨考虑恢复。毕竟,没有‘徽’,哪来‘安徽’?”今年年初,面对再次改名的声音,黄山市政府在官网发文表示,无论是否复名徽州,徽文化都会传承。算是暂时给争论画上一个句号。

以点带面,试图以区域内最有名的事物来带动整个地区的知名度,这样的命名逻辑,很可能弄巧成拙。2016年,陕西勉县撤县设市,勉字是不能用了,于是向全社会征集名称,其中“定军山”的名字最惹人注目。

类似的,还有将贵州仁怀市改为“茅台市”,将河南鹿邑县改为“老子县”,贵州水城县改为“夜郎市”等等提议。

名山名水名人典故似乎是产品商标,只要下手够快,就能提前抢注。只是这样兴师动众,真能争取来最大的地区利益吗?还是要打一个不小的问号。

套路四 无中生有:这世上本没有名字,但我可以新起一个

2016年,来自郑州的一次有关命名权的争夺引来媒体的关注。

一方是丁楼村的村名,希望新地铁站定名为“丁楼站”,以让后辈记住他们已经拆迁的丁楼村,另一方是河南工业大学,认为地铁站以大学命名理所应当。

最终,河南工业大学胜出。有些不甘心的村民把印好的丁楼站的贴纸贴在建好通车的地铁站,但这场争论已经没有了悬念。这些或主动或被动完成城市化的村民,想在一个新名字里保留他们村庄的痕迹,有村民对媒体表示,他们甚至接受“河南工业大学丁楼”的名称,终究于事无补。

这样围绕地铁站名字发生的争夺不止出现在郑州。如果一个外地人来到广州搭乘地铁,一定会被一些站名搞晕:京溪南方医院,嘉禾望岗,南村万博,汉溪长隆等等。如那位郑州村民的设想,这些新名字都是由两个地名合并而成。虽然初听上去怪怪的,但是避免了地域之争。

有些新地名是在原有名称基础上修改,有些则是完全凭空创造。不信你打开地图看看,全国有多少建设路、香港街、中山大道、光明大街?随着新建城区扩大,各种各样一言难尽的新名字冒了出来,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恐怕就是“地产体”。

为了把房子卖出去,地产商可谓挖空了心思。观澜豪庭、临江公馆还算是含蓄的,意大利花园、罗马假日、巴黎印象、香榭丽舍嘉园了解一下?不土不洋,不中不西,走进中国大小城市的新城区,沿途所见都是乏味而突兀的名字。

人如其名,从某个角度出发,也可以说地如其名。一个人改名都要格外小心,何况地名呢?

此前,民政部副部长宫蒲光就表示,要坚持“地名要保持相对稳定”原则,格外慎重。《人民日报》也曾经刊登一篇题为《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的文章,其中强调:“地名的替换与取消,显然需要慎之又慎。”过于草率的频繁更名,显然是一种短时行为。少小离家老大回,如果家乡的名字都被改得面目全非,那还是记忆中魂牵梦绕的故土吗?

『洞见』

章黄国学 | 匠气易达,匠心难求——说“匠”

在中国古代的艺术鉴赏和诗话文评中,有一组耐人寻味的对立——匠心与匠气。

匠心说的是独特的艺术构思。比如唐人张祜在《题王右丞山水障二首》中道:“精华在笔端,咫尺匠心难。”“右丞今已殁,遗画世间稀”,时隔千年,我们更无从得知王维山水画幅中的笔法用墨,但透过“夜凝岚气湿,秋浸壁光寒”的诗句,不难看出,王维以精思巧构营造出的绘画意境,赢得了张祜的欣赏与赞许。而唐人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中,盛赞孟浩然的诗歌“文不按古,匠心独妙,五言诗天下称其尽美矣。”这句“匠心独妙”,放在今天来评价孟浩然五言诗的艺术成就,也未尝不是一个极高的评价。而就沈周的艺术涵养,钱谦益在《石田诗钞序》中说:“烟云月露,莺花鱼鸟,揽结吞吐于毫素行墨之间,声而为诗歌,绘而为图画,经营挥洒,匠心独妙。”钱谦益所说的“匠心”,是说沈周的诗文书画中,自有一种独特的文人雅韵。我们也不难知道,身处吴中之地的沈周,在游览山水和泛览图籍中,汲取了宝贵的艺术的源泉,方才有不落俗套的艺术成就。不难看出,在诸多文论品评中,“匠心”所指,大抵是褒扬之词。

至于“匠气”,则落得有些下乘了。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品评咏物诗时说:“齐梁多有之,其标格高下,犹画之有匠作,有士气。征故实,写色泽,广比譬,虽极镂绘之工,皆匠气也。”王夫之拈出的“匠气”和“士气”,正有格调的高下之分。在王夫之看来,那些极尽纤巧,工整绮丽的齐梁诗歌,太过流于工匠习气,多少是缺乏即物达情的艺术自觉的。而《浮生六记·闲情记趣》中,沈复也在评述盆栽艺术的高下之分时说:“留枝盘如宝塔,扎枝曲如蚯蚓者,便成匠气矣。”这批评的自是那些矫揉造作、平庸板滞的艺术作品。而清代的画家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格外提出“画忌六气”,其中就有“二曰匠气,工而无韵”。不难看出,在艺术评论中,匠气往往意味着缺乏神韵,鲜有独特艺术创造。

为何同样是与“匠”有关,在艺术批评中,却有如此迥异的落差?如何才能跨越匠气,实现真正的匠心?我们不妨从“工匠”的字源说起。

《说文解字》:“匠,木工也。从匚从斤。斤,所以作器也。”匠的本义是木匠,这是一种专门的职业,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匠的汉字构造,是一个会意字。段玉裁说:“匚者,矩也。”在造字之时,古人取“斤”表示用于削斫木料的斧斤,取“匚”表示用于丈量的矩尺,将用木匠最常用的工具组合在一起,用来指称善于木工的木匠。

在典籍记载中的匠人,又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匠人,专指营造宫室的木匠。《礼记·曲礼下》孔颖达疏:“匠,能作宫室之属。”《说苑·尊贤》有云:“大匠之为宫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效而知人数矣。”在以土木结构为主要建筑形式的中国古代,狭义的“匠人”,专指掌握规矩绳墨,辨识木材,并善于建造宫室的人。广义的匠人,如《说文》“木工”所言,可以泛指各种工种。由于中国古代的木工非常发达,在《周礼》等典籍中的木工,就有轮、舆、弓、庐、匠、车、梓等不同的工种。顾名思义,轮、舆、弓、车,分别指的是制造车轮、车箱、弓箭、整车的木工,而“庐人”负责制造兵器的长柄,“梓人”则专指制作器具的能工巧匠。

发展到后来,《论衡·量知》说:“能斫削柱梁,谓之木匠;能穿凿穴塪,谓之土匠;能雕琢文书,谓之史匠。”匠不仅可指木匠,还因为他们所掌握的娴熟的工艺,扩大指各种手工艺的不同工种,从而成为“工匠”的代称。正如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所指出的,“木工之称引申为凡工之称也。”

匠的意义,可以具有双重的解读:一方面,工匠处于“士农工商”中的“工”的阶层,是职业化的一个工种,简单的重复必然意味着原创力的丧失,故而会有流于匠气的评价;另一方面,匠字的构字理据中,蕴含着古人对规矩的朴素理解和对技巧的不懈追求。以此为线索,则有两支不同的走向——工而无韵,便是匠气,性灵熔匠,方有匠韵。

《周礼·考工记》:“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在中国古代,工匠代表着掌握着专门技巧的手工业从事者。凭借着历代相传的精湛技巧,他们曾在中华物质文明的发展历程中谱写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周礼·考工记》说:“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舆。”这说的是传说中的上古时期,在有虞氏的时代,人们崇尚陶工,用陶艺来制作日常生活的器具。到了大禹治理洪水之后,夏代先民,迫切地需要营造宫室,安居乐业,因而司职营造宫室的匠人得到重用。至于商、周之际,制作木器的梓人、专门制造车舆的舆人,又以各自的手工技巧,赢得了士人的尊重,并为典籍所收录。这段历史叙述中固然有一些假想的存在,但当你瞥见过先民精彩绝伦的陶器制品,见过二里头遗址壮美的宫殿基址,看到过出土文物中精巧的古代车马遗迹,你就会明白,默默无闻的工匠,以他们杰出的手艺,成为缔造璀璨的中华文明中的一份坚实力量。

但无可否认的是,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工匠地位并不高。在重农而轻工、商的时代,他们不仅没有像士人那样有掌握文化的权利,也不及农人在国家生产中的作用重要。二十四史中,只有《元史》一部,在《方技列传》后附录了《工艺列传》,记录当时善于制造铠甲、铸造兵器、雕塑佛像的诸多能工巧匠。除此以外,对于一般的普通民众,耳熟能详的工匠,大概除公输班、蔡伦、毕昇之外,大抵如雪泥鸿爪,淹没无闻矣。

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也就无怪乎明清的书画评论中,“士气”与“匠气”往往互相对立。“士气”是有文人的气韵,不必浓墨重彩,只消墨色天然;不可流于细节,但须画龙点睛;不要中规中矩,何妨自成一体。在这背后,或许就是古人对“道”和“器”的不同体认。《周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传统的道、器之辨中,工匠的技巧、技艺,都属于“器”的层面,而在形而上的“道”的层面。《论语》载夫子之言:“君子不器。”缺乏创意,循规蹈矩,就只能算是“匠气”,而滋养匠心,升华匠韵,还要从对规矩的传承与超越中去理解。

揆诸文字,在工、匠这两个汉字之的构形中,有一个共同的要素——“矩”。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道:“工,巧饰也。象人有规矩也。”这里的“规矩”,分别是指画圆的圆规和作方的矩尺。事实上,古人在为“工”造字的时候,直接取工匠手中的曲尺,用来作为这种职业的代称。至于“矩”字,早期的古文字中,形象地描绘了工匠站立着,用手拿着工形的矩尺的样子。发展到东周时期,矩字的字形左右分离,演变为从大或者从夫的字形,右边则以“巨”形象矩尺。矩的本义就是画直角用的曲尺,故《说文》:“巨(矩),规巨也。从工,象手持之。”《孟子·告子上》中说:“大匠诲人,必以规矩。”透过工、匠、矩这三个汉字,我们仿佛能够知道,古人在造字之时,关注着他们与规矩尺度的密切关联。在古老的汉字中的这份哲理,大概早已具有超时代性,伴随着古今对“匠气”与“匠心”的朴素理解,并将传承往后。

是墨守陈规蹈袭故常,还是推陈出新别具匠心?不同的选择,最终决定了艺术成就的高下之分。

《墨子·法仪》中说:“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平以水,正以悬。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倘若有机会去走访一位木匠,他也许不会去翻译这样典雅的文言,但绝对会用再熟悉不过的手艺,来诠解这段古老的句子:参照图样,三下五除二,用尺规画方圆,以墨斗拉直线,拿刨子加工成料。《墨子》中的这一番话,道出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从古及今,无论是古代的手工艺的作业,还是当下的工业流水线制造,任何一门工艺,都要以基本的规矩和法度为基础。

但仅仅如此,还不足以成就卓越。《孟子·尽心上》中曾记载,公孙丑问孟子:“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但孟子的回答却很简单:“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工匠不会改变规矩与法度,更重要的,则是精益求精,从而抵达“道”的高度。

这个时代,重提“工匠精神”,匠气易达,而匠心难求。真正的工匠精神,绝非简单的遵循规矩,传承工艺。匠心贵在专注,贵在超越,从单调的“技”的模仿出发,进一步升华为对“道”的追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钦佩各行各业那些关注细节,矢志不渝地专注创新的匠人。无他,只因为每一个环节、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细节,都能读到一颗巧妙构思的匠心,都能领略到一份别出心裁的匠意。

『大家』

我们都有过漂泊他乡的经历。中秋之际,这次给大家带来几位名家在异乡漂泊写下的文字,来看看他们是怎样度过这段岁月的。

巴黎

在我写作余暇或者思考什么问题时,我就会沿着塞纳河边的码头漫步。如果我散着步,有些事干或者看别人在干着一些他们熟悉的事,我思考起来就比较容易。在城中岛的西端,新桥南面,在亨利四世雕像的所在地,岛最终变得像一个尖尖的船头,那儿临水有个小公园,长着一片优美的栗树,树干高大而枝叶纷披。在塞纳河中形成的急流和回水流经之处有不少适宜垂钓的好地方。你走下一段台阶到那小公园,就能看见捕鱼的人们在那儿和在大桥下钓鱼。垂钓的好地点随着河水涨落而变化,捕鱼人用长长的连接起来的钓竿,但是用很细的接钩线和轻巧的鱼具和羽毛管浮子钓鱼,老练地在他们垂钓的那片水域里诱鱼上钩。他们总能钓到一些鱼,他们经常成绩可观,能钓到很多像鲦鱼那样的鱼,他们称之为鮈鱼。这种鱼整条放在油里煎了吃味道很鲜美,我能吃下一大盘。这种鱼长得很肥壮,肉质鲜美,味道甚至超过新鲜的沙丁鱼,而且一点也不油腻,我们吃的时候连骨头一起吃下去。

吃鮈鱼的一个最佳去处是在下默东的一家建筑在河上的露天餐厅,在我们有钱离开我们的拉丁区出游时就上那儿去。那餐厅叫“神奇渔场”,卖得有一种极好的白葡萄酒,那是麝香葡萄酒的一种。麝香葡萄酒产于法国西部卢瓦尔河下游的南特一带,由那里特产的麝香葡萄酿成。这是莫泊桑的一个短篇小说中出现过的地方,阿尔弗雷德·西斯莱——国画家,擅作风景画,其作品色彩十分柔美和谐,所画雪景尤有魅力。他的许多最佳作品是1872-1820年间在巴黎等地与莫奈亲密相处的那段时间完成的。曾画过那俯视河上的景色。你不用跑那么远去吃鮈鱼。你在圣路易岛上就能吃到一份很好的油炸鮈鱼。

节选自海明威《巴黎的盛宴·塞纳河畔的人们》

天津

天命或祖传(或天命加祖传),人总是善于适应的,比如说,有烦恼,而且不少,是还一定有能力,在苦的夹缝中,甚至一时忘掉苦,找些乐趣的。吾从众,功课的繁重,没兴趣,而且不能不想到难于改行,以及人人都会遇见的兰芷之变为荆棘,一时都不管,且迈出西楼,逛书摊或看风景去也。

看旧书买旧书,天津只有集中的两处,英租界小白楼和法租界劝业场旁边的天祥市场三楼。小白楼卖的主要是外文书,最多的是英文旧书,其时我还没搜罗英文哲学著作,所以逛书摊只是到天祥市场。总是下午课后(星期日改为上午起程),两种走法,步行穿过南市,或西南角上电车,东南角换车到劝业场。逛书摊颇像钓鱼,是慢功,能不能有所得,或钓得特大的,全凭机遇。但偶然之中也有必然,概率论保证的必然,是次数多了,总会遇见难得的。可惜的是,概率论只能保证有所得,而不能预测不很久之后就来了七七战火,几年来所存的大部分,随着育德中学的破灭,到无何有之乡去了。还是转回来说乐趣,这回是由精神食粮下降为口腹之欲。书摊逛完了,已经是饭时,赶回学校不便,也不必。出天祥市场后门,饭馆一家挨一家,其中有两家是山西馆,登楼,吃两碗刀削面,可以说是物美价廉。本地低档次的饭馆大多卖包子,其中还有名扬外地的,是狗不理,东门脸一家记得名振发德,也颇有名,我都吃过,感到过于油腻,不如吃刀削面清爽。吃当然也可以高档次,那是登瀛楼,我人微,无人请,舍不得大破费,也就未敢问津。其实,过了若干年,我走地方多了,经过对比,才知道天津食品,可以荣居榜首的,乃出自遍布大街小巷的早点铺“豆腐坊”的豆腐浆(还可以掺豆腐脑,名浆子豆腐),色雪白,味鲜,浓到稍放一会儿就可以从表面挑起一层皮,营养至上。说句不怕天津人气恼的话,我从1936年夏离开天津,再去的次数不少,都是乍来乍往,有时也怀念,但首先浮上心头的是豆腐脑,而不是天津的人情。而可惜,随着新时代的革新,这不上经传的美味也绝迹了。

再说看风景。由北京到天津,至少我感到,是没什么可看。天津有而北京没有的,有河道,而大的(如海河)乱,小的(如墙子河)臭。有租界里花园包围的洋房,但那是洋资本家和本土下野大官僚住的,看了,使人愤慨。不过人,就是没翻过李笠翁的《闲情偶寄》,也会用退一步法,以求慰情聊胜无。于是而有丁字沽看杏花之游。这有如香山之看红叶,是见于当地讲风土的书的,风雅,或附庸风雅,就不能不去看看。是1936年初春杏花开的时候,去了一次,恍惚记得有小土岭,上面有稀稀落落的杏树,总算是一景吧,绕场一周,任务完成,原路回学校。看杏花是一年一度,游公园则不同,可以常去。北京住惯了,会感到天津公园太少。我去过的只有两处,离劝业场不远的法国花园和北宁铁路北站的宁园。法国花园精致,只是太小(两三分钟可以绕场一周),又没有江湖山泽之趣,所以虽然不远,却很少去。宁园离得远,可是有优点,一是大,二是有水,三是有野意,四是游人很少。所以假日,如果有游园的兴致,就或单枪匹马,或结伴,坐车到北站,入宁园。游的次数不少,因而不只印象深,多年之后还有些怀念,有1975年诌的一首《重过津沽宁园》为证:

宁园一别几多春,白发重来踏劫尘。
曲岸垂杨仍拂水,沧波无复荡舟人。

节选自张中行《流年碎影·天津一年》

东京

蓝色的电灯,好象通夜也没有关,所以我醒来一次看看墙壁是发蓝的,再醒来一次,也是发蓝的。天明之前,我听到蚊虫在帐子外面嗡嗡嗡嗡的叫着,我想,我该起来了,蚊虫都吵得这样热闹了。

收拾了房间之后,想要作点什么事情这点,日本与我们中国不同,街上虽然已经响着木屐的声音,但家屋仍和睡着一般的安静。我拿起笔来,想要写点什么,在未写之前必得要先想,可是这一想,就把所想的忘了!

为什么这样静呢?我反倒对着这安静不安起来。

于是出去,在街上走走,这街也不和我们中国的一样,也是太静了,也好象正在睡觉似的。

于是又回到了房间,我仍要想我所想的:在席子上面走着,吃一根香烟,喝一杯冷水,觉得已经差不多了,坐下来吧!写吧!

刚刚坐下来,太阳又照满了我的桌子。又把桌子换了位置,放在墙角去,墙角又没有风,所以满头流汗了。

再站起来走走,觉得所要写的,越想越不应该写,好,再另计划别的。

好象疲乏了似的,就在席子上面躺下来,偏偏帘子上有一个蜂子飞来,怕它刺着我,起来把它打跑了。刚一躺下,树上又有一个蝉开头叫起。蝉叫倒也不算奇怪,但只一个,听来那声音就特别大,我把头从窗子伸出去,想看看,到底是在那一棵树上?可是邻人拍手的声音,比蝉声更大,他们在笑了。我是在看蝉,他们一定以为我是在看他们。

于是穿起衣裳来,去吃中饭。经过华的门前,她们不在家,两双拖鞋摆在木箱上面。她们的女房东,向我说了一些什么,我一个字也不懂,大概也就是说她们不在家的意思。日本食堂之类,自己不敢去,怕人看成个阿墨林。所以去的是中国饭馆,一进门那个戴白帽子的就说:

“伊拉瞎伊麻丝……”

这我倒懂得,就是“来啦”的意思。既然坐下之后,他仍说的是日本话,于是我跑到厨房去,对厨子说了:要吃什么,要吃什么。

回来又到华的门前看看,还没有回来,两双拖鞋仍摆在木箱上。她们的房东又不知向我说了些什么!

晚饭时候,我没有去寻她们,出去买了东西回到家里来吃,照例买的面包和火腿。

吃了这些东西之后,着实是寂寞了。外面打着雷,天阴得混混沉沉的了。想要出去走走,又怕下雨,不然,又是比日里还要长的夜,又把我留在房间里了。终于拿了雨衣,走出去了,想要逛逛夜市,也怕下雨,还是去看华吧!一边带着失望一边向前走着,结果,她们仍是没有回来,仍是看到了两双拖鞋,仍是听到了那房东说了些我所不懂的话语。

假若,再有别的朋友或熟人,就是冒着雨,我也要去找他们,但实际是没有的。只好照着原路又走回来了。

节选自萧红《孤独的生活》

北平

我现在是一个人在北平,这回是回到老家去。但我一点不觉着是回家,一切都像出门作客似的。北平已成了我精神上的家,没有走就想着回来;预定去五个礼拜,但想着南方的天井,潮湿,和蚊子,也许一个月就回来了。说到潮湿,我在动身这一天,却有些恨北平。每年夏季,北平照例是要有几回大雨的,往往连下几天不止。前些日子在一个宴会里,有人问我到什么地方避暑去;我回答说要到上海去;他知道上海不是避暑的地方。我却知道他是需要避暑的,就问,是北戴河么?他答应了之后,说:北平太热了,而且照例的雨快要来了,没有意思!我当时大约说了“是”,但实在并不知道北平夏天的雨究竟怎样没有意思!我去年曾坐在一间大屋中看玻璃帘外的夏雨,又走到廊下看院中的流水,觉得也还有些意思的。但这回却苦坏了我。不先不后,今夏的雨期恰在我动身这天早晨起头!那种滂沱不止的雨,对于坐在大屋中的我也许不坏,但对于正要开始已生疏了的旅行生活的我,却未免是一种虐政了。我这样从西郊淋进了北平城,在恨恨中睡了一觉。醒来时雨到住了,我便带着这些阴郁的心情搭早车上天津来了。

回到北平来,回到原来服务的学校里,好些老工友见了面用道地的北平话道:“您回来啦!”是的,回来啦。去年刚一胜利,不用说是想回来的。可是这一年来的情形使我回来的心淡了,想象中的北平,物价像潮水一般涨,整个的北平也像在潮水里晃荡着。然而我终于回来了。飞机过北平城上时,那棋盘似的房屋,那点缀看的绿树,那紫禁城,那一片黄琉璃瓦,在晚秋的夕阳里,真美。在飞机上看北平市,我还是第一次。这一看使我联带的想起北平的多少老好处,我忘怀一切,重新爱起北平来了。

在西南接到北平朋友的信,说生活虽艰难,还不至如传说之甚,说北平的街上还跟从前差不多的样子。是的,北平就是粮食贵得凶,别的还差不离儿。因为只有粮食贵得凶,所以从上海来的人,简直松了一大口气,只说“便宜呀!便宜呀!”我们从重庆来的,却没有这样胃口。再说虽然只有粮食贵得凶,然而粮食是人人要吃日日要吃的。这是一个浓重的阴影,罩着北平的将来。但是现在谁都有点儿且顾眼前,将来,管得它呢!粮食以外,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大致看来不算少;不是必需而带点儿古色古香的那就更多。旧家具,小玩意儿,在小市里,地摊上,有得挑选的,价钱合式,有时候并且很贱。这是北平老味道,就是不大有耐心去逛小市和地摊的我,也深深在领略着。从这方面看,北平算得是“有”的都市,西南几个大城比起来真寒尘相了。再去故宫一看,吓,可了不得!虽然曾游过多少次,可是从西南回来这是第一次。东西真多,小市和地摊儿自然不在话下。逛故宫简直使人不想买东西,买来买去,买多买少,算得什么玩意儿!北平真“有”,真“有”它的!

北平不但在这方面和从前一样“有”,并且在整个生活上也差不多和从前一样闲。本来有电车,又加上了公共汽车,然而大家还是悠悠儿的。电车有时来得很慢,要等得很久。从前似乎不至如此,也许是线路加多,车辆并没有比例的加多吧?公共汽车也是来得慢,也要等得久。好在大家有的是闲工夫,慢点儿无妨,多等点时候也无妨。可是刚从重庆来的却有些不耐烦。别瞧现在重庆的公共汽车不漂亮,可是快,上车,卖票,下车都快。也许是无事忙,可是快是真的。就是在排班等着罢,眼看着一辆辆来车片刻间上满了客开了走,也觉痛快,比望眼欲穿的看不到来车的影子总好受些。重庆的公共汽车有时也挤,可是从来没有像我那回坐宣武门到前门的公共汽车那样,一面挤得不堪,一面卖票人还在中途站从容的给争着上车的客人排难解纷。这真闲得可以。

节选自朱自清《回来杂记》

台北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原是调侃白居易名字的戏语。台北米不贵,可是居也不易。三十八年左右来台北定居的人,大概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觉得一生奔走四方,以在台北居住的这一段期间为最长久,而且也最安定。不过台北家居生活,三十多年中,也有不少变化。

我幸运,来到台北三天就借得一栋日式房屋。约有三十多坪,前后都有小小的院子,前院有两窠香蕉,隔着窗子可以窥视累累的香蕉长大,有时还可以静听雨打蕉叶的声音。没有围墙,只有矮矮的栅门,一推就开。室内铺的是榻榻米,其中吸收了水气不少,微有霉味,寄居的蚂蚁当然密度很高。没有纱窗,蚊蚋出入自由,到了晚间没有客人敢赖在我家久留不去。“衡门之下,可以栖迟”。不久,大家的生活逐渐改良了,铁丝纱、尼龙纱铺上了窗栏,很多人都混上了床,藤椅、藤沙发也广泛的出现,榻榻米店铺被淘汰了。

在未装纱窗之前,大白昼我曾眼看着一个穿长衫的人推我栅门而入,他不敲房门,迳自走到窗前伸手拿起窗台上放着的一只闹钟,扬长而去。我追出去的时候,他已经一溜烟的跑了。这不算偷,不算抢,只是不告而取,而且取后未还,好在这种事起初不常有。窃贼不多的原因之一是一般人家里没有多少值得一偷的东西。我有一位朋友一连遭窃数次,都是把他床上铺盖席卷而去,对于一个身无长物的人来说,这也不能不说是损失惨重了。我家后来也蒙梁上君子惠顾过一回,他闯入厨房搬走一只破旧的电锅。我马上买了一只新的,因为要吃饭不可一日无此君。不是我没料到拿去的破锅不足以厌其望,并且会受到师父的辱骂,说不定会再来找补一点什么;而是我大意了,没有把新锅藏起来,果然,第二天夜里,新锅不翼而飞。此后我就坚壁清野,把不愿被人携去的东西妥为收藏。

中等人家不能不雇用人,至少要有人负责炊事。此间乡间少女到城市帮佣,原来很大部分是想藉此摄取经验,以为异日主持中馈的准备,所以主客相待以礼,各如其分。这和雇用三河县老妈子就迥异其趣了。可是这种情况急遽变化,工厂多起来了,商店多起来了,到处都需要女工,人孰无自尊,谁也不甘长久的为人“断苏切脯,筑肉矅芋”。于是供求失调,工资暴涨,而且服务的情形也不易得到雇主的满意。好多人家都抱怨,佣人出去看电影要为她等门;她要交男友,不胜其扰;她要看电视,非看完一切节目不休;她要休假、返乡、借支;她打破碗盏不作声;她敞开水管洗衣服。在另一方面,她也有她的抱怨:主妇碎嘴唠叨,而且服务项目之多恨不得要向王褒的“僮约”看齐,“不得辰出夜入,交关伴偶”。总之,不久缘尽,不欢而散的居多。此今局面不同了。多数人家不用女工,最多只用半工,或以钟点计工。不少妇女回到厨房自主中馈。懒的时候打开冰箱取出陈年膳菜或是罐头冷冻的东西,不必翻食谱,不必起油锅,拼拼凑凑,即可度命。馋的时候,阖家外出,台北餐馆大大小小一千四百余家,平津、宁浙、淮扬、川、湘、粤,任凭选择,牛肉面、自助餐,也行。妙在所费不太多,孩子们皆大欢喜,主妇怡然自得,主男也无须拉长驴脸站在厨房水槽前面洗盘碗。

台北的日式房屋现已难得一见,能拆的几乎早已拆光。一般的人家居住在四楼的公寓或七楼以上的大厦。这种房子实际上就像是鸽窝蜂房。通常前面有个几尺宽的小洋台,上面排列几盆尘灰渍染的花草,恹恹无生气;楼上浇花,楼下落雨,行人淋头。后面也有个更小的洋台,悬有衣裤招展的万国旗。客人来访,一进门也许抬头看见一个倒挂着的“福”字,低头看到一大堆半新不旧的拖鞋——也许要换鞋,也许不要换,也许主人希望你换而口里说不用换,也许你不想换而问主人要不要换,也许你硬是不换而使主人瞪你一眼。客来献茶?没有那么方便的开水,都是利用热水瓶。盖碗好像早已失传,大部分是使用玻璃杯。其实正常的人家,客已渐渐稀少,谁也没有太多的闲暇串门子闲磕牙,有事需要先期电话要约。杜甫诗:“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长相见”,现在不行,无事为什么还要长相见?

节选自梁实秋《台北家居》

『物候』

古人过的才叫中秋,我们顶多算是放假。
知乎上有网友问:“现在过中秋有什么意义?”
网友@莫名感慨道:“风俗在慢慢消减,只剩下一顿油光四溢的晚宴,提醒我们渐渐失去的仪式感。”
在节日气氛越来越淡漠的今天,我们的确失去了过节的能力。
北宋诗人唐庚曾这样描写过自己的中秋:
初游东都年二十,清欢趁得中秋及。
高阳会中酒徒集,惠和坊里绣鞍入。
蟹螯尝新左手执,鸡头未老搓玉粒。
杯行到手不待揖,明月清风供一吸。
清代也有竹枝词写道:“红白翻毛制造精,中秋送礼遍都城。论斤成套多低货,馅少皮干大半生。”
中秋节送什么大闸蟹,吃什么网红月饼,这些都是老祖宗么玩剩下的。
当苏轼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响彻千古的时候,我们终于明白——和古人们比起来,他们过的才叫中秋,我们顶多算是放假。
01
唐初,中秋节成了国家的一个正式节日。
此后,每逢中秋,无论男女老少、富贵贫穷,每家每户都相继设香案、摆祭品、香烛高燃,全家人依次祭月,把酒言欢,围坐赏月。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一千年前,一个26岁的年轻人,漂泊在外,在中秋独自面对一轮圆月,写下了这四句话。
于是,诗,千古;情,千古;人,亦千古。
他,就是李白。
和大多数向往“诗和远方”的年轻人一样,李白从老家四川出发,沿着长江大河一路北上,成了一名“北漂”。
李白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从来不会“为赋新词强说愁”,更别说正值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
但是,面对那轮明月,耳畔传来家家户户的欢声笑语,他是真得有些想家了。
于是他只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将满腔思乡之情化作一杯浊酒。
蜀道难,隔着万水千山,李白有家不能归的忧伤成了所有游子内心的难言之痛。
一个人无论在外有多么风光,家和家人永远是心中最难以割舍的牵绊。
和李白的潇洒相比,苏轼的洒脱不遑多让。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几度沉浮,都不曾让他低眉下腰的硬汉,却屡次在中秋夜成了一个“伤心人”。
公元1071年,苏轼被贬杭州,每逢中秋佳节,他都会带着妻子王润之泛舟西湖,饮酒赋诗,并且按照当地的习俗,观赏游船上的歌舞、特技,参与投掷、射击等游戏。
别看他玩得开心,但是等到赏月祭月的时候,他又忍不住惆怅起来: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宦海沉浮,无法和亲人团聚,始终是他人生当中最大的遗憾。
唯有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慰藉着千百年来一个个孤独思乡的灵魂。
人圆月圆的中秋,自带团圆属性。
到如今,信息发达,交通便捷,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却将他乡变作了故乡,团圆成了一种奢望,中秋节也渐渐失去了那份每逢佳节倍思亲的羁绊。
有家的地方,才叫中秋;有家人的陪伴,才是过节。

02
“嫦娥奔月”是中秋的神话起源。
相比起“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七夕,似乎中秋身上的“爱情”属性更为哀婉凄美。
一轮圆月,天上人间,是再也不见的爱恋。
人生中最无奈的爱情莫过于此。
杜甫曾经给自己的妻子写过一篇名为《月夜》的中秋“情书”: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安史之乱爆发,杜甫被安禄山抓住,虽然没有囚禁,但是也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虽是战乱时期,但是中秋节的万家灯火依然照常亮起,却没有一盏为他杜甫点燃。
无可奈何之际,杜甫只能独自喝闷酒,不由得想起了妻子杨氏和他相守在一起的时光。
酒过微醺,竟然忍不住将自己的心里话脱口而出:“老婆大人,你那湿漉漉的秀发,光洁如月华般的玉臂,简直太美啦”。
这话说得也太赤裸裸了。
原来,诗圣才是货真价实的爱妻狂魔啊。
中秋传情,自古就是男女之间互相表明心迹的上佳时间。
一个人爱得越深,思念越是绵延不绝。
难怪乎,古时中秋月圆夜的猜灯谜活动被众多年轻男女所钟爱。
灯火通明的夜市,赏月饮酒,于你来我往的猜谜游戏之中,男女之间互相展示才华,难免暗生倾慕,自然而然便会延续出一些动人的爱情故事。
因此,中秋猜灯谜也被衍生了一种男女相恋的形式。
如果人间太苦,那么中秋佳节,就让爱情来得甜一些吧。

03
每当节日临近,朋友圈永远是最先沸腾起来的地方。中秋也不例外。
今天收到了谁谁谁的一盒月饼?
某某某又给我寄了一箱子大闸蟹。
放假了终于可以出去浪几天了……
当然,还有一大堆群发的祝福短信。
看上去热闹非凡,其实真要问起来,即便是节假日,你有多久没和朋友见面了?
节日祝福热情似火,却比不上朋友间一次短暂的相聚。
有一年中秋,欧阳修邀好友王君玉,共赏明月。
他备好了宴席,又延请了歌女,打算一边吃着月饼,一边饮酒赋诗。
但是,偏偏天公不作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骤然落下,漫天乌云,赏月成了泡影。
但是欧阳修和王君玉不仅没有为此而扫兴而归,反而和着雨声对酒当歌,一夜不眠。
为此,欧阳修还写了一篇《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雨》作为纪念:
池上虽然无皓魄,樽前殊未减清欢。
绿醅自有寒中力,红粉尤直烛下看。
罗绮尘随歌扇动,管弦声杂雨荷乾。
客舟闲卧王夫子,诗阵教谁主将坛。
平日心怀诗和远方,今日只有酒和死党。
中秋节,不在礼,而在情;不在景,而在意。
吴自牧在《梦梁录》中说:“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琴瑟铿锵,酌酒高歌……虽陋巷贫篓之人,解农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
无论贫富,中秋会友,把酒高歌,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
辛苦了大半年,正值丰收时节,那些各自忙碌的朋友,凑在一起欢度中秋,想想也是一桩人间乐事。
与其说我们庆祝的是某一个特殊的节日,不如说中国人钟情着节日里的人情和温度。

04
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描写过汴梁城中秋节盛况:
“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旆。
市人争饮,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家争占酒楼玩月。
丝篁鼎沸,近内庭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若云外,至于通晓。”
时移世易,那个中秋佳节酒香四溢,通宵达旦的狂欢夜,距离我们越来越远。
当团聚变成一种奢侈的享受,那是我们对这个民族文化的集体不恭。
繁华落尽,也许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对过中秋的方式,但是总有些东西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去传承。
正如中秋节礼永不缺席的那一杯酒。
当我们举起酒杯的时候,流淌其间的不仅是文化的传承,还有人间的温度。
酒,越陈越香;文化,因传承而经典。

Last modification:December 8th, 2019 at 03:50 am
今天我也好饿,请给我钱